“文艺复兴”，原指14到16世纪的欧洲人文主义运动，滥觞于意大利，然后，遍及整个欧洲。

但“复兴”，得有前提，前提是什么？明乎此，才谈得上“复兴”二字。我们知道，欧洲文艺复兴，前提是古希腊，运动方向，是向着古希腊回归，复兴古希腊文化。

然而，古希腊时间很长，范围很大，所以，要找到一个复兴的起点，把欧洲放到这个起点上去，让欧洲兴起。

(资料图)

那么，“起点”在哪里？有一种说法，叫“轴心期”，它就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著作《历史的起源与目标》中提到的概念。我们可以说，一切文化，在历史上，都有它的分期，古希腊文化，就分出神话时期、史诗时期、悲剧时期和哲人时期。

所谓“轴心期”，指的就是那个哲人时期，不是在古希腊哲学的源头那一刻，而是在它的高峰上的那时光。能被“轴心期”的历史光芒照耀是幸运的。

古希腊有哲人城邦，中国有先秦诸子，他们并世而立，立于公元前500年前后，还有哪个时期比此时更为壮丽？

人类精神，闪耀出理性光芒，穿透神话思维的屏障，东西方文明都从神话传说中走出来，开始讲人的故事。

中国的文艺复兴

有了欧洲文艺复兴这面镜子，我们才发现，不是所有文明，都有文艺复兴，只有经历过“轴心期”的文明才有，人类历史上，文艺复兴也并非只有一次，在一个连续性的文明里，文艺复兴会表现出阶段性，反复出现，多次出现，比如，中国文明。

中国，作为一个连续性的文明体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，曾出现过多次文艺复兴，借用孟子的一句话，叫做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”，只此一句，便道出了中国文艺复兴的周期性。

欧洲文艺复兴，是回归到轴心期的古希腊哲人，中国文明自汉至宋，历次文艺复兴，也都以先秦诸子为归依。

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认为，雅斯贝斯关于“轴心期”的说法有一定的局限性，如果我们将孔子看作轴心期的中国代表，那么当孔子说“吾从周”时，就不能不把周公也放到轴心期里，如此看来，中国的“轴心期”大约始于公元前11世纪的周公时代。

于周公时代，我们来看当时的世界，来看欧洲文化的老底子，即所谓“二希”——希腊和希伯来文明，就发现，这一时期，除了中国有周公，希腊还有荷马，希伯来则有摩西，他们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，不亚于公元前500年前后出现的那一批巨人们。

因此，我们可以给雅斯贝斯的“轴心期”加了一个开头，因为，谈古希腊，怎么说也绕不开荷马，同样，谈希伯来，哪能不谈摩西？而谈中国，不谈周公行吗？他们是那些巨人的先知。

有了开头，还得有个结尾才行，理性的开头，要以政治文明的成果来结尾。于是，从古希腊，我们看到了政治文明从城邦向帝国、由帝国而希腊化世界的发展，代表人物就是希腊美少年亚历山大；在中国，则是一个从诸侯到帝王、由帝王而皇帝的中国式天下的走向，其代表人物，当然，就是那位中国的秦始皇帝。

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中国的轴心期，止于公元前200年前后的秦国统一，而古希腊则终结于亚历山大帝国的解体。

两者相去不远，或亦可视为同一历史时期。

轴心期之于中国与希腊都已结束，但中国未解体，影响也就保留下来了，形成了古代文明连续性的发展样式，不像欧洲人，到了近代，才言必称希腊，纷纭“我们都是希腊人”。

中国文明的连续性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历史道路，一是王朝中国的改朝换代的方式，另一个则是文化中国以文艺复兴的方式，保持中国连续性。

王朝中国，此起彼伏三千年，而文化中国，却一脉相承了五千年，这得益于文艺复兴的发展方式，以“周孔之教”为代表，孔子“吾从周”，开始了以“复礼”主导的第一次文艺复兴。

接踵而来的，便是汉儒以经学复兴先秦儒学。

经学不行了，魏晋人便转向，从儒学转向老、庄，从清议转向清谈，从政治挂帅转向审美优先，从名教转向自然。

唐以诗赋取士，复兴《诗经》，以禅合玄佛，复兴老庄；宋人越过唐人，直奔魏晋，在复兴魏晋风度的个体人格之美中，产生了以老庄为底蕴的山水画。从山水画到人物画，到花鸟画，都作了一种独立人格的表达，给人性一个美的“形式”。

回归自然，是中国文化的宿命

当我们怀着对艺术精神的崇敬进入宋代绘画时，那种惊异就如同科学家们发现星座一样，目睹天体般的艺术星群。

宋画，从此有了独立表情，开始表现人的精神，表达人的内心，引导人性升华，是宋人复兴“宁做我”的审美姿态。人物画，从宣教语境中走出来，有了世俗生活的场景，出现了士人、绮罗仕女以及历史叙事等作品；花鸟画，同山水画一样，回归自然，恪守着向自然学习的精神；而山水画，则开了一个新时代的独立风气。

李冬君新作《走进宋画》

从荆浩进山之始，一个人的观念转型，带来了一场进山运动和一个人的文艺复兴。体制内的家国情怀不再是士人唯一的崇高体现，在自然中表现自我，在山水画中重新定义士人的精神生活，很快得到了时代的拥趸，使山水画超越花鸟和人物，成为绘画的主流。

回归自然，是中国文化的宿命，中国的思想家们宠爱自然，以自然为师，向自然学习，人文表现，也只好借景抒情，借物言志，在回归自然中重启自由表达，以审美为自由的自然属性榷权，回归自然成了自由的第一出口，艺术的表现形式也在自然山水中寻求。

当山水画出现时，自然成了建构人文理想国的归宿了。如果说意大利文艺复兴始于艺术回归古典的人性启蒙，那么中国山水画复兴的思想资源则是回归自然的传统。一个是回归自然，一个是回归古典，皆始于绘画。自然与人文，是中国文化里一个值得深思的对子，在自然里寻找人文的安身之所，始于山水画的遗世独立。

绘画上最为彪炳的独立表情，便是中国山水画的兴起，尤其水墨山水的兴起，成为士人群体独立话语的表达样式，也是宋代文艺复兴的标志。

宋朝科举考试全面向寒门敞开，培养大量文人参政议政，形成以士人为主体的中产阶级，不光有足够的基数，还表现了“共同体”存在的质量；除了“修齐治平”赋予他们的家国传统语境之外，他们还要争得表达个体意志的语境，一个新兴的拥有精神内涵的阶层正在崛起。他们以文艺复兴的方式，在绘画领域首先实现了独立的审美语境。他们制定评估标准，主导审美意趣，创造艺术潮流，转动文明风向标等等，因此，发生在中国11世纪的绘画“写意”运动，不仅仅是从晋、唐以来皴染绘画技法的探索，更为深层的意义，是强调个体的独立意志以及自我意识的表达。

写意是写什么？“意”为何物？“意趣”跟情绪情感有关，“意思”跟思想有关，“意愿”跟愿望有关，“意志”跟行动有关，写意就是把画家的思想、愿望、情绪、情感和行动等写出来。其中有个一以贯之者，那就是“自由”，“写意”写什么？写的就是自由的“意趣”、自由“意思”、自由的“意愿”和自由的“意志”。如此“写意”，并非“草草”二字就能概括的，相反，“写意”最难，要写出“自由之思想，独立之精神”来，还有比这更难的么？“写意”是写内在的自我，是艺术家内在的精神之眼对审美对象的观照之后的表现。因此，用水墨画出“意”，是山水画向“人”迈近极为重要的一大步。

“意”用米芾的话说为“逸笔草草”，苏东坡也有两句，所谓“论画以形似，见于儿童邻”，皆为“写意”的独立诉求。

米芾在《西园雅集图记》中写道“草木自馨”，那是士人群体的自我宣喻，是以雅集的形式，发表的士人转型宣言，这应该是北宋文艺复兴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。自苏、米等西园十六士发起画坛上的“写意”运动以后，北宋士大夫在绘画艺术上的话语分量，很快飚出一个流派——士人水墨山水画派，中国绘画主流终于完成了从宫廷院体画走向士人与文人画的语式。

宋代文艺复兴，苏轼是文学艺术的代表，王安石是政治思想的代表，而美的代表，则非米芾莫属，苏东坡是旗手，米芾提供标准和样式。以苏、米为首的宋代文艺复兴群彦，他们对艺术的内在追求，注定要越过缺少自由魅力的盛唐，而直接进入不那么盛世的魏晋，因为魏晋人的“宁做我”，才是士人知识分子的人格标配。宋人的文艺复兴气质如下：

第一，在文艺复兴中复兴魏晋风骨的“宁做我”；

第二，“写意”表达自我，实现自我；

第三，抛却政见的“共和”气质。

纵观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可知，人类文明进入轴心期，不只一条历史道路，希腊有希腊的道路，中国有中国的道路，印度有印度的道路，由不同的历史道路，进入同一个轴心期，沿途会形成不同的文明景观，哲学的，诗化的，宗教的……但奔向的目标是一致的——理性的、人文的。

（作者系历史学者，人称“文化江山一女史”，著有《走进宋画》《文化的江山》系列（合著）等）

发于2023.4.24总第1089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
杂志标题：从宋画的表情里看见“中国文艺复兴”

作者：李冬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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